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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京:感谢梅德韦杰夫政府的工作

admin 性无能 2020-02-18 815 0

  刘震云的创作大致分三个阶段,早期新写实主义,描摹日常生活,颇有洞察力;中间写故乡,写历史,文体实验色彩比较浓厚,比如他的故乡三部曲,以及《温故1942》;目前进入到新的阶段,既是历史的,又是现实的,既抽象,又是现象的罗列,我觉得不妨称之为稗史阶段,以街谈巷议为蓝本。在《吃瓜》里直接抓取社会新闻,把它们当作小说的重要材料之一,比如桥塌塌事件,“微笑哥”(官员在处理灾害现场时,不合时宜露出微笑怡然的表情,然后被人抓拍放到网上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),洗头房奇遇等。我曾经在国外看到过一个展览,画家在照片上作画,以摄影内容为基础发挥想象力,很有意思。比如,一张普通的街道照片,画家可能画上洪水妖怪、四散奔逃的人们之类,感觉就像新的洪水时代到来。《吃瓜》的做法有点类似,让虚构人物钻进真实的新闻事件中,去体验和感受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力,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立面,使读者对现实事件产生全新的认知。

  看《吃瓜》最强烈的感觉有二:刘震云看着嬉皮笑脸,其实内心驻着像《旧约》一样严厉的上帝,他的笔下是一个报应不爽的世界。小说看着开开心心,其实训诫和警世意味很浓。

  和莫言一样,刘震云的重要小说也一再反映革命主题,这乃是中国现当代独具魅力的一大文学主题。莫言在新作《锦衣》(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)中,以辛亥革命为背景,写革命者穿上锦衣,化身为神话中的吉祥物(公鸡,代表着革命先知,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),与人民群众从相知到相爱再到结合,像剪纸,又很波普化,一下子又回到前革命时期那种温暖浪漫的基调。

  而刘震云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以及《吃瓜》,更像是后革命时期的文本,隐含着冷冽破碎的意味,刘氏过人的幽默则给文本增加了一丝慰藉。笑得出来,说明情况还不是太糟糕,还有救。无论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反映的“官近妖,民近魔”,还是《吃瓜》里的“睡人民”,都令人深思,而不是哈哈一乐,完了就抛之脑后。

  2020年到来之前,存在了33年的大连女子足球队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消失了。这支球队没有留下完整的战绩记录,官方可查的数据显示,它至少获得过11个全国冠军。

  影响球队命运的是一家叫“权健”的公司。2015年,权健集团入主大连女足,掷重金请外教、外援,翻倍上调队员薪酬。“大连权健女足”很快占据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(以下简称“女超联赛”)的统治地位。

  2018年,大连女足在主场大连体育中心实现中国女超联赛“三连冠”,这是她们的高光时刻,6万个座位的球场坐了300名观众,是平时的五六倍。1个月后,中超第30轮,大连一方男足对阵长春亚泰,5万名球迷涌上看台,打出“保卫大连”的标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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